10月23日，第136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第二期(下称“广交会二期”)线届广交会第一期共有来自全球21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3万名境外采购商线%。
今年的广交会上，有一排展位不同寻常，里面的参展企业不是来卖货，而是来“扫货”的——他们是境外大型采购商，如家乐福、乐扣乐扣、欧尚、美国中央采购等，他们来到广交会，通常要做的是选品、收集意向供应商和产品清单。会后通过一系列洽谈和评估，再把合适的厂商加入供应商体系里。
广交会期间，记者走进这些采购商的展位时，吃“闭门羹”是常有的事，因为工作人员全都出去逛展选品了，买手一天下来收到的产品目录册能达上百份。偶尔也有参展企业主动过来，在前台留下宣传册和联系方式，主要是想拓展客户、进入采购商的供应链体系。
这次来广交会的采购商，大多和广交会有着多年交情，也有着多年的跨国采购经验，他们见证着中国厂商的变化，从借鉴模仿到创新研发，从经营代工小厂到建立自主品牌，他们也亲历着全球供应链的再分工，但仍坚信中国制造的相对优势依然没有消失。
当消费者点开某个知名品牌的网店选购时，可能不一定会意识到自己看的某产品来自四川的A工厂，另一产品又来自福建的B工厂，这些工厂都不属于品牌企业的自有工厂，而是外界俗称的“代工厂”，它们通常接到品牌商的生产委托后就按客户需求来设计和生产产品，出厂时再贴上采购商的商标，由品牌方来销售。
周淇是一家欧洲家居建材零售商的高管，主要负责亚洲区的采购，这次来广交会就是寻找潜在代工厂。“我们公司上一次在广交会设展位是2001年，今年是第二次，虽然中间隔了二十多年，但我们几乎没有缺席过广交会，采购团队基本每年都来，所以对这里的供应商情况已经很熟悉。”他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解释，今年他们决定在广交会设固定展位，也是希望向外界推广企业形象，多吸引一些新的供应商或品类，丰富已有的产品业务。
就在周淇向记者讲解的间隙，一位工具设备企业的工作人员带着产品册和样品过来拜访，打完招呼后又匆匆离开。周淇顺势谈及，他和这家企业已经是老熟人，多年前该苏州企业给一家世界500强工业设备品牌做生产代工，这几年已经慢慢建立了自有品牌，还把产品卖向了北美，自有品牌现在全球都有了一定影响力。
在周淇的讲述中，这家代工厂的故事颇具逆袭色彩，但透过他近三十年的采购经历和观察来看，中国的制造厂商有着明显的跃升轨迹，“代工等于低端”的想法已经落后。
首先最明显的感受是厂商规模普遍壮大了很多。“2000年初，我们找代工厂都不会找大厂，因为大厂普遍定价高，我们采购后再做贴牌就没有多少利润可图了，当时找的小厂，平均年营收几千万元人民币左右。到现在，年收入在几亿美金的代工厂遍地都是。”周淇说道。
其次则是制造能力的升级。周淇回忆起不久前带欧洲高层调研中国工厂的细节，那是一家潜在供应商，公司高层此行是去考察的，但他只是走到工厂门口就当场拍板道“工厂里面不用看了，单在外面看厂房外观、产线排布，就知道这个工厂很规范”。
周淇表示，整体而言，中国推进工业4.0的速度确实非常快，欧美不少工厂还在用老设备，但国内工厂已经更新换代。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制造有很强的降本优势，相同型号的设备国内价格可能只要欧美的十分之一甚至不到，所以国内厂商上自动化设备的投入相对不高。
林琰在一家土耳其小家电品牌从事采购业务，他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，公司九成的产品都在土耳其国内采购，即使中国供应商的比重不大，但他近两年在广交会逛展，看到国内厂商在产品外观、功能上的创新设计，都会给他们带来很大启发。现在他们对接中国代工厂，给出的建议更多是根据土耳其消费者使用习惯制定的定制化需求，在产品设计上国内厂商反而更有创造力，“我们品牌商和代工厂之间已经不是单纯提要求，而是双向互动的关系”。
印尼长友集团中国（南部大区）采购中心的工作人员李瑞珍也有类似感受。“长友主要在印尼做家具、电器、五金类的零售，大部分产品其实都是从中国采购再运输到东南亚。参加这一届广交会，明显感受到比去年多了很多新品，这几天收到的目录册和自我推荐的工厂非常多，我们买手挑中的产品也很多，后续落实采购的订单应该会有不少。其实疫情之后一个强烈的感受是，中国供应商的提升能力非常强，开发新品的速度也很快，也让我们的产品能快速迭代、跟上市场潮流。”李瑞珍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。
“以前的代工还真是一切都要按照别人说的做，现在的代工很多情况下是中国企业主导的，国外企业贴牌而已，”周淇直言，“代工”背后的内涵变了，虽然名字还是一样。
近年来，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再分工的趋势受到关注。这次广交会上受访的几位采购商也承认，考虑到关税壁垒、供应链稳定等因素，疫情后选择供应商时会考虑多元化布局。但在交流过程中，他们也提供了更多细节。
林琰告诉记者，由于马来西亚和土耳其之间有着关税互惠的协定，所以近年公司在马来西亚扩大采购范围，但马来西亚的工厂有不少局限性，首先复杂、高端的品类在当地无法生产，所以这类产品公司依然要从中国进口；其次，马来西亚的供应链配套不甚完善，相当部分的零部件需要从中国采购再运往当地，当地工人的培训、产线技术，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中国的输出。林琰打比方道，这个过程有点像多年前中国的“来料加工”。而即使土耳其是公司大部分品类的生产基地，不少零部件也依然是从中国采购。
近年来，由于不时遭遇欧盟对某个品类突然加征关税的“意外”，公司出于分散风险的考量，不得不扩大在东南亚、南亚的采购量，不过周淇也指出，其实这些新增的新兴区域的采购工厂，大多是中国企业所有或者有一定比例的中资背景。
在周淇看来，出海对中国制造来说机遇大于风险。尽管赴海外建厂成本高、供应链不完善，但产能出海既能回避贸易壁垒、抢占更多国际市场份额，同时国外当地政府在土地、贷款、税收等方面给出的优惠力度，也能覆盖前期投入，“只有走出去才能成为国际企业，”周淇一再强调。
不过，在供应链多元化的潮流之下，印尼长友集团依然坚持大部分品类从中国采购和进口，问及为何不担心运输成本时，李瑞珍回应道，就近采购确实能节省交通成本，但任何国家都比不上中国的制造能力，印尼很多民众都很喜欢中国产品的质量和性价比，所以仍然坚持跨境采购。
林琰这几年经常会和中国供应商对接，在与他们的接触中，林琰偶尔会感受到对方的迷茫——在市场放缓、同行不断比拼价格的时候，国内厂商该要如何找到突围之路。在林琰看来，中国制造的相对优势依然显著，之前是质量和控本，现在可以加上创新。